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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与德意志启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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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为德意志启蒙最终的成功铺平了道路，德意志启蒙中的“文化与政治”问题同样与马丁·路德有着极深的渊源。德意志文化启蒙已然实现之际，政治启蒙却依然遥远，文化与政治如同马丁。路德的时代一样，悲剧性地分裂着。
　　关键词：马丁·路德；德意志启蒙；文化
　　
　　1　马丁·路德的大众化理想与德意志启蒙
　　
　　18世纪初叶开启的德意志启蒙推进并完成了德意志社会形态的“世俗化”(sakularisiemng)转型。所谓“世俗化”，“狭义上特指启蒙以后出现的神学让位于人学。宗教体系让位于人文体系的转型过程”(谷裕2008：1)。整个西方社会形态的现代性“世俗化”转型肇始于14—15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然后由南向北渗透和蔓延，很快与当时仍处中世纪基督教形态的北欧德意志民族区域产生了文化碰撞。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主导思潮的人文主义在这里扎根生长，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北欧人文主义传统和具有一定规模的北欧文艺复兴。马丁·路德发起的德意志宗教改革运动一方面仍将德意志社会维系在中世纪基督教形态之内，在许多根本性问题上同人文主义尖锐对立，极大地延缓了神学让位于人学，宗教体系让位于人文体系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又借鉴和吸收了人文主义的大量精神要旨，对抗中寓调和。正如阿伦·布洛克所言，“北欧人文主义传统是宗教改革运动最重要的源泉之一……路德反对牧师的中间角色以及他坚持个人与上帝的直接沟通，很可以被看作是人文主义的自然发展”(阿伦·布洛克1997：40-41)。这样，宗教改革事实上又吊诡地成为由意大利文艺复兴通向德意志启蒙的中介与桥梁。马丁·路德作为神职人员选择了结婚生子的生活，认为建立家庭的神职人员会发出神圣的光辉。1524年，路德呼吁全德意志的市政官员们为所有孩子建立公校，把教育目标设定为男人能够统治国家与人民，女人能够管理家政。在类似的宗教改革措施中，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人文主义精神的渗透与折射。“宗教改革运动与文艺复兴运动的共同点在于，它也认可当世生活，并赋予尘世生活以新的价值。”(卡西尔1996：134)
　　马丁·路德用德语翻译《圣经》是建立在他信仰至上的思想基础上的。他认为只有《圣经》才能够真正成为信仰的依据，否认任何人、甚至教皇有代表上帝传递话语的权利。把《圣经》翻译成德语，每一个信徒大众不需要拥有古典语言教养，都能通过明晓的阅读直接与上帝沟通，不再需要教会的中介。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语言观的首要原则便是面向大众，德意志启蒙所要做的只是把宗教改革信仰至上前提下的大众启蒙转向为理性至上前提下的大众启蒙。
　　耐人寻味的是，德意志启蒙所面向的大众，事实上并不是马丁·路德意义上的以社会中下层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全体大众，而是收束到一定的界域范围之内，它所致力于弘扬的理性的、世俗的教化(Bildung)主要指向于一个德意志特色鲜明的社会阶层：有教养市民阶层。德意志有教养市民阶层是大体上于30年战争后崛起的新兴城市市民阶层，其身份和社会属性介于贵族阶层与中下层手工业者之间，较多供职于宫廷官僚机构或构成文化教育部门。不同于传统市民阶层多属于特定行业或同业公会的情况，这一新兴市民阶层一般脱离于社会团体，个人教养和个体成长发展成为其人生的主题。正如谷裕所言，“不属于有教养市民阶层的城乡小市民、手工业者因受到等级和教育局限，并没有获得启蒙运动的话语权，他们比较完好地保持了传统教会信仰”(谷裕2008：83)。这样看来，德意志启蒙其实是在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贵族式理想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大众化理想之间取得了一种协调和平衡，一方面尽力扩大“理性”在大众中的影响和传播，另一方面又对启蒙受众的资格有着隐微的限定。
　　
　　2　马丁·路德与德意志启蒙的“文化与政治”问题
　　
　　启蒙时代的德意志与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有着极其相似的政治形态，即同一语族联合体下的松散而分裂的邦国群体。18世纪的德意志帝国神圣罗马帝国表面上维系着各个德意志邦国的政治集团性，实际上已名存实亡，与英、法、西班牙等现代意义上的统一民族主权国家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因此，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的正式解体对当时的德意志基本政治格局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神圣罗马帝国在名义上表示着德意志民族的存在，但是并没有提供一个国家主权作为核心使之统一起来。德意志民族的统一走了一条特殊的，不同于其他欧洲民族的，文化统一的道路。启蒙运动就是德意志民族文化实现统一的过程。”(刘新利2009：440)也就是说，德意志启蒙的意义在于它是一次重大的文化事件而非政治事件，“德意志启蒙运动是一场政治色彩很淡的思想运动，它关注的焦点并不是政治问题，更不是政权问题，非政治性是它的一大特点”(范大灿2006：3)。文化与政治的分裂构成了德意志启蒙的特殊民族性张力。“作为政治的民族，德意志民族的散裂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德意志第二帝国诞生；作为文化的民族，德意志民族在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前夕就完成了统一。”(刘新利2009：335)
　　德意志启蒙中的“文化与政治”问题同样可以在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中寻得其根源所在。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共时性地导向了一个文化上趋于统一的德意志和一个政治上走向解体的德意志。一方面，“德意志民族最开始的统一是跨地域的语言与文化的统一，而这一统一正是通过路德采用德语的布道宣讲，宣传册、《圣经》翻译、赞美诗和教义问答手册来展开的”(Steven Ozment2004：88)；另一方面，“宗教改革和随之发生的战争不但未能对缔造一个更强大而统一的德意志有所裨益，相反，却加速完成了它的解体过程”(Liah Greenfeld 1992：284)。
　　宗教改革使德意志成功地脱离了罗马教会的控制，也使德意志人更加明确地意识到自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一体性，而语言问题在这文化一体性的身份认同中尤其占据着核心地位。在从古日耳曼人部落迁移集结，形成德意志民族初始形态的时期，德意志语言就已经成为德意志人最重要的认同因素，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真正懂得马丁·路德的《圣经》德译对于德意志文化统一的里程碑式意义。在马丁·路德之前，即使在文字产生以后，也一直没有真正形成统一的书面德语，路德的伟大功绩在于他的德语书面表达既贴近大众，又去粗取精，逐渐成为联系德意志各个领域、各个阶层人民的纽带。马丁·路德对德语的规范和统一，为德意志文化统一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堪称德意志启蒙的有力先导。
　　宗教改革的巨大浪潮极大地推进了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与罗马教会分离的进程。失去了罗马教会的大背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对于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凝聚力自然一落千丈，事实上，宗教改革已经在精神上肢解了这一名义上的德意志民族的帝国，德意志政治上的分崩离析的状况无疑被进一步加剧了。宗教改革没有做出致力于德意志政治统一方面的任何努力，其立场是属于超政治性的，或者说，非政治性的，路德意义上的德意志人以及整个德意志民族被设定在了一个超政治或非政治的命运语境当中，即便在德意志启蒙时期也不例外。
　　
　　3　马丁·路德与德意志启蒙的“纯粹内在性”问题
　　
　　　威尔·杜兰这样描述了马丁·路德在整个日耳曼人历史上的超级重大意义：“在日耳曼人中，路德的言说论著被广为引用的程度无人堪与匹敌，涌现出许多思想家及作家，不过，若要谈及日耳曼人心灵气质的影响，路德绝对是首屈一指。在日耳曼民族历史上，路德第一人的位置不可动摇……他比一切日耳曼人都更具有日耳曼性”(Will Durant 1957：433)。对于马丁一路德所代表的日耳曼性的本质，黑格尔精辟地概括为“日耳曼民族的纯粹内在性”(Hegel 1986：392)黑格尔在比较德意志启蒙与法兰西启蒙的重大分野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法兰西人能够从理论之维迅速转入实践之维，日耳曼人却总是沉醉于理论的抽象观念呢?”(Hegel 1986：427)，“日耳曼民族纯粹的内在性”便是这一问题最恰当的答案。
　　德意志启蒙在“纯粹内在性”这一核心气质方面完全承传了马丁·路德的民族传统。狄尔泰高屋建瓴地指出：“德意志特殊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使我们的思想家和作家的道德素质具有独特的性质。自路德的宗教热忱以来，德意志人思考方式特有的基本特色是道德意识的内在性，仿佛宗教运动回归到自身之中——确信生命的最高价值不在外部的事业而在思想品质中，民族的四分五裂，有教养的市民阶层对政府毫无影响，都加重了这一特色。作为市民生活坚定基础的新教国家的纪律，曾维持正直诚实、履行义务、主体对良知负责的拘谨意识的有效性，而启蒙运动则仅仅使道德意识摆脱了曾经使其与超验世界发生关系的基督教教义，由此更加强了那种拘谨的坚定性。德意志启蒙运动最重要的人物都这样地在全世界面前坚持他们个人的独立价值……逃避到道德原则的抽象世界中去”(狄尔泰2003：55—56)。路德的“纯粹内在性”的信仰在德意志启蒙那里的世俗化变体就是“纯粹内在性”的“教化”(Bildung)。
　　阿伦·布洛克认为，“德意志人把人文主义与‘教化’(Bildung)等同起来，这样做的缺点是，个人可能只顾自己而不关社会和政治问题”(阿伦·布洛克1997：151)。这种观点中存在着一个比较严重的误解，从宗教改革到德意志启蒙，德意志主流思想家一以贯之的超政治性或非政治性决非不关心社会和政治问题，而是倾向于把社会和政治问题置换为思想文化问题。在马丁·路德那里，宗教上的革命自然寄寓着社会和政治的理想，那是一种非常近似于奥古斯丁“上帝之城”式的宗教政治学。在德意志启蒙思想家那里，文化上的强势启蒙的确使政治色彩显得很淡，政治问题也的确并未成为其焦点所在，但对于德意志社会和政治现实的逃避本身其实是出于一种反向的政治介入，即对于理想社会和政治状态指向过去的想像性追忆和指向未来的想像性建构。弗里德里希·迈内克指出，“在这令人痛苦的形势中，德意志知识份子面前只剩下两条路可走：一是最终将德意志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德意志国家的命运分开，在一个人自己内心的宁静圣地中寻求避难所，以便建设一个纯精神、纯思想的世界；另一是在这思想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创造一种明智和谐的关系，同时也进而寻求实际存在的国家与理性理想之间的统一纽带，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理性与现实之间就必然出现一种至此为止梦想不到的全新关系”(弗里德里希‘迈内克2008：489-490)。绝大多数德意志思想家选择了上述两条道路并行的方式，一方面沉浸于纯粹思想的世界，一方面幻想着理性与现实政治交汇的种种美好可能性。
　　德意志启蒙把基督教时代的“上帝之城”转换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政治乌托邦，这种政治乌托邦对现实政治状况的变革产生的作用微乎其微，事实上是把社会和政治问题统统归并人文化问题的界域之内，游离于现实之外而仅仅关涉于理想之维，我们称之为“政治想象”。在法兰西启蒙中，哪怕政治乌托邦的想象在思想界也普遍存在，但法兰西启蒙精神中强烈的现实感和政治介入气质使得启蒙思想对于社会和政治的现实变革产生巨大的影响和推动力，文化启蒙同时意味着政治启蒙。反观德意志，当文化启蒙已然实现之际，政治启蒙却依然遥远，文化与政治如同马丁·路德的时代一样，悲剧性地分裂着